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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诗派 “珞珈诗派”一词，溯源于1980年代中期武汉大学校园诗人李少君、陈勇、洪烛、单子杰、黄斌、孔令军、张静的诗兴之举，其诗作以“珞珈诗派”专版形式，在《武汉大学报》多次集中推出。随后这一称谓被珞珈山上成长起来的诗人们广泛接受，并自觉秉承了上世纪20年代末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等一批国学大师的诗学与美学传统，以自由包容的思想和诗意生活为底蕴，逐步成长为一个以高校为活动中心的代表性诗歌流派。每年一度，由武汉大学举办的全国高校诗歌盛会 “樱花诗赛”，已有30多年历史，为“珞珈诗派”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2016年，珞珈诗人吴晓、李浩主编的《珞珈诗派（2016卷）》，收录了1977级以来包括王家新、汪剑钊、陈应松、车延高、李少君、陈勇、邱华栋等武大诗人的作品，见证了武汉大学近40年来的诗歌传承，呈现了“珞珈诗派”较为完整的面貌。这部带有珞珈诗人年选性质的诗集，每年一卷，在武汉大学的文学进展中，刻下浓重的一笔。
青岛珞珈咖啡公众号特推出“珞珈诗派人物专辑”，陆续深度介绍珞珈诗人，并精选作者的部分诗歌作品，为您展现来自珞珈山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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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吴投文，1968年5月生，湖南郴州人。武汉大学文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发表论文与评论15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沈从文的生命诗学》等。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诗歌数百首，出版有诗集《土地的家谱》《看不见雪的阴影》等，有诗歌入选80余种重要选本。诗作获《长江丛刊》2016年度文学奖。兼职有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湖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湖南省诗歌学会理事、湘潭市文学研究会副主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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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精选
空白
我对空白有一种洁净的癖好
我喜欢一本书中
突然出现的一页空白
这一定是为我预留的信仰
我在前世的日记中
留下一页空白
里面埋着我的一生
这一定是为我预留的贞操
我对空白有一种洁净的癖好
我喜欢一首诗中
天使为孤独者的爱折断翅膀
这一定是为我预留的陷阱
这一生的空白太奢侈
我喜欢在午夜的祈祷中
面对辽阔的虚无
这一定是为我预留的死亡
雪雁
一场大雪降下我的孤独
那种缓慢下降的孤独
一片片打湿我的肺
和骨头
所有的沟壑和陷阱
都被填满
所有的孤独
都忍不住颤抖
那些雪地上的坟丘
像倒扣的黄金天堂
此刻，我经过它们
为曾经忽略它们而羞愧
我的目的地
始终没有到来
我迷恋的那些事物
像爱人一样消失
你说什么都是什么
你握着我的手
颤抖着，不容易握住
我与你对视，缓缓转向世界的静止
空气碰撞空气
敞开的门挡住你的背影
风把光线晃得稠密，让我站住
你说什么都是什么
我们握着手
站在彼此的黑暗中低泣
2016年7月13日
山魅
天气有些凉了
凉到了和尚的脖子上
山上所有的落叶
全都下了山
化缘的人还没有回来
眼睛里的女人
已经换了颜色了
养狗记
养狗之后
我的性情有所变化
在不知不觉中
我变得像它的父亲
而它的母亲
也由我一身兼任
我还是它的同伴
和教师
充当一个陪衬者
让它成为主角
这当然还不够
我需要学习它的语言
到把这门外语混熟的时候
我已经忘记自己的语言
有时候看起来还像它的恋人
这怎么说呢
在它清澈的眼睛里
我的影子像一团火焰
有时它躲进黄昏的栅栏里
独个儿眺望童话里的替身
我也在眺望自己的替身
却无法跨越一道火的栅栏
要理解一只狗并不容易啊
当我受困于自己的内心
它领着我慢慢往回退
退回到原始的空白之中
雪夜
这是我所见过的雪夜最安静的
风沉默在树枝上
月光照亮隐秘的一切
冰结的河流委身于炫目的阴影
在路的尽头
河流并不急于转弯
最安静的人已经成为雪人
他站在公园里
独自挥霍这个雪夜的芬芳
这是大地被赐予的安逸
充满梦的迟疑
使尘世的光芒忍不住颤栗
我踏着雪
走向无垠雪国远处的灯火
一生一世的寒风穿过我的躯体
我感到悲伤的重量
像我的孤独一样是金子的
照亮猎豹的爪痕
2014年12月31日
在旅途上
每次出差或旅行，我总要带上
一本诗集，这个和灵魂相依的物件
使我忽略世上的得失。旅途如此漫长……
在火车上我想入非非，在旅馆里
我想入非非。我之所想总遭人误解
哦，这人世的繁华难以留下我的栖所
这不是吗？我在一本诗集里躲避
在字句里和那些看不见的事物
捉迷藏，玩游戏，消失，或者出现
我出现在一本诗集里，又消失在
另一本诗集里，像一个指尖上的哑谜
哦，我只有破碎。而灵魂如何转身？
南方冰雪之围
南方的冬季陷落在冰雪之围中
那么大的雪花从天而降，像没有来历的
幽魅，一入夜变得更加渺远。沙沙沙的声音
使世界无法拒绝，旷野里的火车一路孤独向前
我不是刻意停留在途中。火车在一个无名小站逗留
我读到一本诗集的最后一页，“车窗上布满冰凌”
我从头读起，开始为诗人的命运感到忧虑
冰雪塞满我的指缝，一节节地疼到内心深处
还有更疼痛的吗？漫天的雪花一朵朵
咬痛大地，而大地却没有醒来。醒来的
是诗集里的象形文字，却被冻住在车辙上
当我再一次读到诗集的最后一页，南方的大雪
已经停住，而我仍在途中。大地上的沉沦
使我感到痛苦，我也不配用冰雪捂住自己的心
月的光芒照在我的前额
今夜，月的光芒照在我的前额
我缓缓地抬起头，月的光芒照着我的眼睛
我把头抬得更高一些，月的光芒照着我的下巴
月的光芒渐渐镀亮我的全身，镀亮我的脚下
我接近神迹中最洁净的一部分
身体变得轻盈，轻于一滴夜露的沁凉
我是这秋夜中最孤独的一个人——
鸣虫已经安歇，我的心中充满光明的碎片
月亮从天上埋葬大地，见证我的孤影
同一群人
同一群人
躲在一片叶子下面
这是最后的一片叶子
在风中就要掉下来
同一群人
躲在一片叶子下面
这片掉在地上的叶子
在一节节腐烂
同一群人
躲在一片叶子下面
这片叶子已经腐烂
只剩下它的影子
同一群人
躲在一片叶子下面
这片叶子还能剩下一些什么
一群人躲在它的影子里面
巨大的事物都是孤独的
巨大的事物都是孤独的
巨大里的孤独排着整齐的方阵
一群大象走过非洲的草原
它们的脚下有沧海，起伏着潮湿的光泽
几只老虎静卧在远方的山林
它们的牙齿醒着，管弦乐队陷入盲音
哲学家爬上夜晚的梯子
他吹着口哨，舞台上方的月亮空无一人
孤独者
我看见你
在地陷中挣扎的大恐龙
慢慢变成一堆骷髅
在骷髅的上方
有人穿过铁丝网
搬走一块发热的陨石
月亮照样悬在空中
它往茶杯里缩小
成为一只空洞的眼睛
最后剩下的
是你和我的影子
它们在镜中喃喃自语
江边独坐
我如往常一样坐在永乐江边
嗅着夕光中轻微的河腥
水雾升起，一切都靠近变暗的流水
我忍不住把双脚伸进水中
我多么熟悉这一切
流水是我的，岸草是我的
沙洲上的脚印是我的
流水中晃动的月亮也是我的
这一切又多么陌生
流水已被流水带走，岸草枯荣
沙洲已被改道的河流带走
月光照在我的脚印上，被梦带走
此时江面上飞着几只水鸟
恍如暗处的河神，不时激起浪花
它们的面孔掩饰我心中的秘密——
我的心中没有哀悼，只有流水的脐带
自画像
已经是夜晚了
黑暗成了我内心的一部分
酒杯划出了一道弧线
虚构了你的真实
一场雪就纷纷扬扬的下了
我只是感觉到了，却没有经历
多少年的秘密终于解冻了
你露出了雪白的牙齿
而我，感到了牙齿的疼痛
我不能再沉默了
开始了审判
你却窥视了我的一切
宣读了判决书
重归故园
流离的爱人 我们的生命在水上
驼铃响过的驿站
一弯苍白的山月映照
我们策马弛过
如今在千里风帆之外
舟子横笛归晚的渡口
思乡的潮水漫上滩头
爱人 我们孤舟无处停泊
异乡的月亮在水深处
长篙打捞不到月色
爱人 远处回响家园的涛声
夜游的萤火照亮归程
披上你多年的红头巾
我们回家去 流离的爱人
最后的泪水 点点滴滴
落在天涯路
大雪
我们在雪地里合影
身后是茫然的大雪
你鼻子通红
搓着手
跺脚
摄影师
一个带棕色皮帽子的家伙
大声吼着
让我们笑
笑得更灿烂些
他不停地移动三角架
雪地上一片狼藉
履历
还有什么可以比生命里的纪念更重要
我只是作为一个人行走在这世上
我所走过的地方都有爱
和爱的远方
在蓝天下
我的孤独是如此的蔚蓝
大地上的草木
都向我张开亲切的面孔
我在一处墓园停下来
和逝者留在墓碑上的阴影低语
此刻属于我的隐秘
我安静在此，为逝者与我的隔离轻轻哭泣
我还要走到更远的地方去
带着我的盔甲和盔甲里的悲愤
我的狭隘是另一种宽阔
我祭奠微弱的光芒，而我向往更低处的大海
在我看不见的远方，我的影子
在行走，为一个虚妄的下午
我直接走到黑暗中去
我只有爱，只有爱的履历
我的珞珈生涯
我在珞珈的生涯开始于一个幻想
在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
躺在一本书的怀抱里
听清晨的鸟鸣，听傍晚的涛声
山不在高，水不在深
我享有一卷诗书里埋着的灵性
珞珈是我身体里撑起的青翠
东湖送来一轮皓月清洁的颤栗
我徘徊过这里的多少路径
秋天的枫园使我深深沉醉
飘落的枫叶重又返回秋天的怀念
我紧紧贴住一脉枫叶的脊骨
我的珞珈，我不只是永久的过客
我是你山水清音中绵长的记忆——
我的过往岁月是你留在一本书中
而我轻轻翻动的那一道折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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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岁月
❤ 记我的导师陆耀东先生吴投文
从湖南到武汉，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似乎我命中注定和这座城市有一段缘分。1997年我考入湖北大学攻读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这是我求学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前，我一直在湘南老家的一所农村中学教书，生活倒是悠闲，有很多属于个人的时间在空洞中滑过，有时在夜晚的辗转反侧中枕着山中的月光，会隐隐地感到一种挥之不去的人生虚无感，有时在空濛的月色下独自漫步，这种感觉会来得更强烈一些。在这种难以言表的心境中，我决心走出去，那时唯一的途径只有考研。我以勤奋弥补自己的愚钝，另有好友和同事的再三鼓励，终于如愿以偿。在湖北大学的三年学习中，我的研究兴趣慢慢由文艺学转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这可能与我的文学梦有关，我以为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更接近当下文学的现场，这正是我的兴趣所在；另一方面由于我的理论思辨能力不强，对于理论语言的运用总是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我决定改变研究方向，报考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的这个决定实在是出于一个“乡下人”的朴素理解，我却因此在硕士毕业的那年顺利考入武汉大学，如愿在陆耀东先生的门下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
陆先生是我非常仰慕的学者，我在湖北大学的图书馆里借阅过他的《中国现代四作家论》等论著，还曾耳闻他对学生的严厉在武大非常出名。因此，当我第一次给陆先生打电话表达我的报考意愿时，紧张得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好在话筒里传来的先生的声音显得亲切而随和，才使我镇定下来把话说完。记得入学考试大约是在2000年3月的中旬，最后一门课程考完后，我刚刚走出考场，就接到考务人员转达的一个通知，要报考陆耀东先生的所有考生赶到梅园山庄去，陆先生要在那里宴请我们。这对我们考生是一个完全意料不到的惊喜！那个考务人员告诉我们，陆先生今年七十岁，这是他最后一次招收两个博士研究生，你们考生中也就只有两个幸运者，陆先生这次宴请你们，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带有纪念的性质，因此，你们每个人又都是幸运的。当我们赶到梅园山庄时，陆先生和师母谢韵梅教授已在一个大包厢里等候我们。陆先生个子不高，前额宽阔，须发银白，衣着朴实而随意，他给我的印象非常符合我理想中的学者形象。他和蔼地和我们每一个人握手，和师母一起安排我们入座。在吃饭的时候，他说的话并不多，也没有询问我们的考试情况，只是一直笑呵呵地看着我们，不停地示意我们吃菜。我觉得他是一个可爱而且有点天真气的老爷子，并不像传闻中那样严厉。陆先生的弟子们背地里叫他“老爷子”，据说并不仅仅和他的年龄有关，更和他的严厉有关，我是在入学之后才开始领略到陆先生的严谨和严厉的。说起陆先生的这一次宴请，我至今仍心怀一份感动，陆先生在这次宴请中并没有表白什么，他说的话普通而平和，没有宣讲什么大道理。席间谈人生谈学问，陆先生都是点到即止，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一个前辈著名学者从容淡定的人生态度和对年轻学人的真切期望。
在闻一多雕像前
我在武大三年的学习基本上是按部就班进行的。住处是在枫园，紧靠珞珈山，离东湖也只有百步之遥，在学习困倦之余，到珞珈山和东湖边上散步都极方便，因此，在生活的单调和重复中也就还有那么一点诗意。那时的枫园还保留一点田园乡村的风味，树木苍郁，终日极安静，确是一个学习和研究的好地方。武大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大学，果然是名不虚传，我想主要是得山水之助。董必武老先生曾经慨叹：“珞珈之山，东湖之水，山高水长，流风甚美。”我当时为有这样一个住处陶然自醉，更为能受教于陆先生门下而自得。陆先生住在珞珈山的另一边，我每次都是骑着自行车到他家里去求教。武大的地形有点特别，上坡和下坡似乎均匀地搭配着，很多地方是一个很长的上斜坡连着一个很长的下斜坡，平坦的地方很少，这使武大的校园格局在幽深和曲折中显出一种别致的韵味来。到陆先生家里去很方便，先推着自行车上一个长斜坡，然后骑上自行车一溜儿下一个长斜坡就到。有几次我骑着自行车下坡，看见陆先生很吃力地踩着自行车上坡，我不禁有点好笑，心里抱怨他怎么不下来推着车走，那该多省力啊！我这抱怨开始并没有说出来，心想陆先生也许是要这样锻炼身体吧。有一次我又碰见他踩车上坡，看他显得非常吃力的样子，终于忍不住劝他下车推着走。陆先生说：“我用点力，总会骑上去的。”说罢，他并没有停下来，继续踩着自行车往坡上骑。我望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悟，同时为自己的取巧感到惭愧。此后，我再骑自行车上坡，总是会鼓劲一口气踩上去，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畅感。我有时想，做学问也是下坡容易上坡难，人生中的很多事情也都是如此。我是通过陆先生悟到这一点的，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人生哲学吧。
和方舟、李少君、吴晓合影
按照陆先生的讲法，读博期间还只是做学问的起步阶段，起步不易，进步尤难。他还说，学问总是越做越难，做到一定的高度，想稍有超越都极不容易，因此，做学问的人要有抱负，不可缺少“板凳甘坐十年冷”的耐力和毅力。真切地体会到做学问之难，可能是我在读博期间的一个最大收获。我起初只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和兴趣看书，好长一段时间还没有找到一个确定的研究方向，这种快乐的“读书主义”恰恰是研究者的禁忌，照此发展下去，就很有可能无法形成博士论文的选题。陆先生提醒我眼界要宽，方向要准，知识要博，选题要专，这些其实都是陆先生的治学经验之谈。他特别提到选题问题，说选题在某种意义上起着决定成败的关键作用，而选题的确定应有一条“底线”，也就是一个选题应达到的最低要求。陆先生把它概括为很平实的三点：“新”一点，“深”一点，“细”一点。具体来说，就是与前人的研究成果相比，要有一点新意；或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要做得深入一些；或者在具体的分析和论述上，要更细一些，对具体作品的分析，适宜采用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方法。如果一个选题没有达到这三点最低的要求，就不会有学术上的价值。陆先生强调学术研究上的“水磨工夫”，一个有创新意义的选题一定是反复“磨”出来的，尤其是重大的学术创新更要经过长期的“水磨工夫”甚至一生的学术积淀才有可能实现。我想，陆先生就是用“水磨工夫”来要求自己的，三卷本《中国新诗史》的资料收集和写作前后跨越三十年，可以说是陆先生一生的心血之作，就是这种“水磨工夫”的典型表现。每每在陆先生家的客厅或书房里听他谈治学的态度和方法，我总有一种被点醒的感觉。由此，我认识到做学问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超越于职业生涯的人生价值追求。如果用一种单纯的职业眼光来看待学问和学术，就很容易失掉学术创新的驱动力，就会失掉对学问发自内心的敬畏感。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师辈面前总有一种手足无措的紧张感，在陆先生面前也是如此。我想，这可能是来自我性格里的乡土根性，是由一个“乡下人”素朴的狭隘感转化而来的处世方式。陆先生是名副其实的严师，我每次向他送交论文习作和求教专业问题，总是不敢稍有懈怠，事前要做充分的准备。一篇论文总是会翻来覆去地推敲、修改，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不将就任何细微的差错，有时为查阅一条资料会在图书馆里泡上几天。我知道，资料运用上任何细微的差错都不会逃脱陆先生的眼睛，他不会容忍这种因疏忽而造成的差错。在陆先生每一次批阅论文后，我总是会根据他的意见再一次进行细致的修改，这个修改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提高的过程，也是一个强化学术自觉意识的过程。有时请教陆先生某个具体的专业问题，他的点拨总是一针见血，常常使我有豁然开朗之感。经过这样的几个轮回之后，不仅我的研究方向渐渐明确起来，而且我对治学的甘苦也自有一番体认。我有一个很深切的感受，在平常的接触中，陆先生是一位蔼然仁者，给人的感觉是一个祥和的长者，他在笑起来的时候不仅显得妩媚，而且带有儿童的天真气息。但在对待学术问题上，陆先生则是一位凛然严者，他的严谨和严格总让人不由在内心里产生敬意。陆先生的仁与严其实是一个学者的境界，在他的仁与严里不仅包含着一个前辈学者的真诚和丰富，也包含着他对弟子们的良苦用心。如果我以后能在学术上稍稍取得一点成绩，那是和在陆先生门下受到的严格训练分不开的。
在武大樱顶老图书馆朗读诗歌2017年4月22日下午
我对陆先生的重要论著大都作过用心的研读，这应该是一个作学生的本分工作，也是学术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平常所说的师承，除受业师言传身教的影响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大概就是尽可能获益于业师的论著。陆先生在学术研究上起步很早，从1956年发表最初的文学论文，至今已有50余年的时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是一位资深学者。我感触最深的是陆先生治学的严谨和文风的平实，在严谨和平实中显出个性和风格，这需要极高的学术素养和功力。陆先生的《中国新诗史》出版后，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广受赞誉，被视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的“积大成之著”。谢冕先生评价说：“作者学风很平实，伟大出于平淡，丰富出于平淡，只有大的学问家才能做到这一点”。严家炎先生认为“是一部很厚实、厚重、扎实的著作”，“是一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优秀学术著作”。温儒敏先生认为是“近年来不多见的、新鲜的、厚重的、有独到见解的一本著述”。杨义先生则认为《中国新诗史》展示出“文学史写作的一种炉火纯青的状态”，“淡化对流派的研究，回到新诗的历史情境之中去，通过刊物和社团来展示文学存在和文学历史的自然过程。这种研究视角看来很平淡，但在平淡中有真理”（引文均见《陆耀东学术成就简介》，《江汉论坛》2007年第6期。）。我觉得在这些评价中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充分肯定陆先生平实的治学风格和在平淡中出真知的学术功力。在平实和平淡中见风格，是一个学者的高远境界，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要到达这个境界殊非易事。在目前普遍浮躁的学术氛围中，陆先生的这种治学风格也许看起来很传统，是一种过于老实的方法，为学界追求时髦和时尚者所不取。《中国新诗史》在资料运用上的浩博与披沙拣金，追求“无一字无来处”的严谨和稳健，不炫奇、不卖弄、不因袭的平易与创新，显示出鲜明的学术个性，这是陆先生长期用心追求而又自然形成的结果。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新诗史》弃绝流行的概念和术语，没有先入为主的理论框架，这与陆先生反对文学史撰写中的“以论带史”，乃至“以论代史”的主张是相一致的。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离开史实和史料的放空之言并不少见，一些文学史、新诗史著作往往“宏大叙事”有余，而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品评细察不足，这是陆先生撰写《中国新诗史》时特别谨慎的地方。陆先生是目前国内拥有新诗刊物和新诗集子最齐全的学者，他的新诗史建立在全面的史料基础上，他的谨慎表现在尽可能充分运用第一手资料，同时与对新诗作品的精当阐释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实际上也是史料与史识的有机结合。《中国新诗史》中引用的新诗之多，远远超出其他的新诗史著作，通过对这些作品进行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呈现出中国现代新诗的鲜活和丰富，这正是陆先生的独到用心之所在，也是《中国新诗史》最具个人特色的地方。
和吴根友、陈卫合影
我博士毕业后，转回湖南一所大学中文系任教。对我来说，重新回到讲台也意味着另一种职业生涯的开始。我有一个思想准备，大学讲台是一个锻炼人的地方，面对那么多渴望知识的年轻人，自己的知识上不去，学术功底上不去，自己在学生心里的形象也就上不去。有时与陆先生通话，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总还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在离开武大的前一天晚上，我到陆先生家里告别，陆先生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要我用自己的实力站稳讲台，要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学术上的进一步发展，还嘱咐我要珍惜时间，人生不可虚度，机遇稍纵即逝。陆先生的这些话包含着对我的关爱和期望，现在想来，他说的是人生的长远目标，需要通过长期的努力去实现。我曾在一个访谈中这样回答：“我的导师陆耀东先生总是教导我：‘学术文章是一辈子的事情，急不得，要慢慢来，静心去做。’我把陆先生的这句话记在心里，对学术和创作都抱着神圣的敬畏感。现在是一个浮躁的时代，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几乎无所不在的各种诱惑，静心不易，真正把学术文章当作一辈子的事业当然更难。不过，在我们的身边，仍然有很多在寂寞中坚守学术事业的学者，陆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学者。他年近八十高龄，每天仍然坚持伏案写作，三卷本上百万字的《中国新诗史》经过三十余年的资料收集和近十年的艰苦写作，即将完整出版。可以说，这部《中国新诗史》是由陆先生后半生的全部心血凝结而成的。陆先生的这部学术著作对我这个学生来说既是一个高度，也是一个示范。还有很多的前辈学者以他们的道德文章使我在内心里怀着深深的敬仰，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高风亮节是值得我们年轻一代学习的。我现在还处在学术和创作的起步阶段，得益于很多前辈学者和作家的帮助和鼓励，心里怀着感激，我当然不能踏着他们的脚印走下去，但是我会用他们传给我的精神气走下去。”（吴原：《生命的追问与吟唱——青年学者、诗人吴投文博士访谈录》，《湘潭研究》2008年第1期。）我想，一个学者之所以做学问，总有一种内在的学术抱负。做学问是苦中求乐的事业，苦在黄卷青灯，孜孜以求创新，乐在求索真理，身心有所寄托，有抱负者才可能有学术上的造就。陆先生就是一个有抱负的学者，他的《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徐志摩评传》、《冯至传》、《中国新诗史》等论著都包含着一个学者的抱负。这是我从陆先生的治学经历和取得的成就中受到的一个启示。回顾我的求学之路，走得很艰苦，也很充实，今后还将这样走下去。我想，作为一个学生能够回报陆先生的，最好的方式也就是牢记师训，身体力行一个学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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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TA
❤ 学院诗人的非学院化写作——以吴投文为例王士强
吴投文主要的是作为一位诗歌评论家、学者而为人所知的，而实际上，他也是一位诗人，他的诗歌写作自1980年代后期至今已有二十余年，而且在我看来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从事诗歌评论而兼诗歌写作的现象在当今并不鲜见，许多的诗歌评论家都同时也是诗人，当然在“诗歌评论”与“诗歌写作”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会有所侧重，因为两者之间的运思模式差别很大，同时在两个领域做得好是很难的。但应该看到，两者之间也有互相促进的一面，两者一重理性一重感性，一重知性一重诗性，诗歌评论可以为诗歌写作提供更为宽阔的视野与理性的反思，而诗歌写作则可以为诗歌评论带来感性的体验与真切的认知，一定程度上两者是可以相得益彰的。
在现实中，许多的评论家、学者往往不再强调自己的诗歌写作，有的甚至故意隐瞒其“诗人”的身份，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意味的现象，颇值得进行某种“精神分析”（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吴投文大概也属于这一类，他的诗歌写作是低调的，他的诗人身份是“隐秘”的。我理解这主要源于他对于诗歌的“敬畏”，因为这种敬畏，因为诗歌在他看来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诗人”才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心向往之而身不能至的荣誉。诗歌写作于吴投文而言是一种“业余”的状态，或许可以这么说，教授、评论家、学者是他的职业身份，是他的日常生活，是生命的“日神”状态，而诗歌写作，则是内心使然、兴趣使然，是从日常生活中的逸出、奔逃，是一种“酒神”状态。而从写作的风格来看，吴投文的诗歌也的确显示了与学院身份、日常状态大相径庭的一种面貌，这更加验证了他诗歌写作的“酒神”状态。可以简单地说，作为学院诗人的吴投文，写出的却是非学院化的诗歌。
一
一般而言，学院派诗人更为注重作品的精神性、思想性、专业性，更为注重艺术作品自身的规定性和“技术含量”，写作的“难度”与“复杂性”较强。但在当今的现实中，学院派诗歌却走入了一种误区，它们越来越脱离现实，沉迷于精神的高蹈和词语的迷宫，成为了一种虚假、苍白、无聊的语言游戏，笔者曾著文将之称为“伪学院派”诗歌。如果从这样的背景下来观照吴投文，他的写作无疑是一个“异数”，他与上述的“伪学院派”不同，而同时与“正宗”的学院派诗歌写作也不相同。学院派诗歌重“知识谱系”，显得“温柔敦厚”，而吴投文的诗歌甚至是在有意识地反对诗歌中的“知识”和“思想”，他的诗歌有些恶作剧、恶搞、解构、反讽、戏谑……这样的写作毫不“学院”，它是“反学院”的，至少也是“非学院”的，其间的缝隙颇为耐人寻味。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一种自否精神，包含了对于“学院”、“体制”、“精英”、“典雅”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成分，这一点在我看来非常重要，在当今是一种稀缺的品质。
现代社会的发展给了人们更多的自由，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束缚与压抑，权力关系或隐或现，却无远弗届，社会控制体系无处不在，每个人都无可逃脱。这便是体制的力量，体制如钢筋混凝土一般，将人固定在社会网络的特定位置中，它带来了某种秩序感、稳定性，却取消了更多的可能性，更本质的问题是，它可能是将正面、积极、创造性的社会能量扼杀于无形，却将现实中的不合理、不正常、不公平、不正义的种种存在固定化、合理化了。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这一问题是越来越凸显并愈益严重的，诗歌这种最具“自由”品质的艺术形式对此的关注可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与其本质相契合。诗人是社会中的“通灵者”、“异乡人”，应该与时代潮流相对立，如曼德尔施塔姆所言“成为自己的时代的匹敌者，表达自己的时代的文化”。就此而言，对体制的批判与疏离于诗歌而言是天经地义的，诗歌与体制的眉来眼去才是咄咄怪事。当然，这里的“体制”既包括广义而非狭义的“政治”，也包括生老病死、柴米油盐、悲欢离合的“生活”，体制实际上无所不在。在吴投文的诗歌中，对于体制的反思与批判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他的诗往往能够揭示出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压制性力量、权力关系的存在，并对之进行批判与解构，因而在现存的生活秩序之外重造一个另外的世界，这既是一个更符合理想、更美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更为诗意的世界。比如在诗歌《不完整的世界》中，他写的是对生活的“顿悟”：世界的不完整。这其中既有人到中年的平淡与悲哀，也有对生活的无力感与重新想象。诗中，他先是“觉得生活中失去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不会再回来了。”继而，“我想起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一个同事出走了/要在报上发一个寻人启事/一个同事离婚了/另一个同事也差不多离婚了/还有一个同事进了监狱”，这个世界变了，而更重要的是“我自己”的变化：“至于我自己/已经厌倦了生活/想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走走/重新认识一些人。”所以，他说：“生活确实出了问题/比原来想象的槽糕多了”，这种发现无疑是具有穿透力的，它直达了某种本质，也包含了内在的力量与反抗。与此类似，在《学会生活》中，他描写了“生活”中的种种无奈、错位与荒谬，颇具黑色幽默的意味。多年前，老师“拍着我的肩膀”教育“我”要“学会生活”，而随着“我”的成长，似乎也已经学会了“生活”，自己变成了“老师”，开始教育儿子要“学会生活”，但却并不奏效，反而是“儿子拍着我的肩膀说：/我不是在生活着吗？”生活的快速变化让“我”有些茫然无措，“经常有人拍着我的肩膀说：/要学会生活啊！/说完，他们就匆匆忙忙地走了/留下我茫然地看着他们的背影。/我想肯定是我的生活出问题了”，我们看到，一直在说的“学会生活”可能恰恰并没有真正“学会”，也没有真正懂得“生活”，这对于“我”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而更大的讽刺在于过去教“我”的那个老师：“后来，我偶然遇见了过去的老师/他已经老得我快认不出来了/说到目前生活的时候/他不停地摇头，一边用袖子擦着眼睛/最后，他颤巍巍地拍着我的肩膀说：/这年头，最重要的是学会生活啊！”到这里，我们看到，“生活”是什么，如何“学会”，看起来几乎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首诗所传达的显然并非迷茫这么简单，而是深入到了“生活”的内部，写出迷茫的同时也对之进行了思索、做出了超越。
吴投文其人其诗都有一种忧郁的气质，这种忧郁并不是外在、鲜明的，但却一直存在，是一种内在的、隐而不彰的底色。他自己回忆说：“我隐约记得最早的一首诗就与生命与死亡有关，大约是慨叹萤火虫短暂的生命的，其中不乏‘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情绪，却也表现出一种近乎先天性的忧郁症候。这种忧郁的色调在后来的写作中始终挥之不去，乃至成为我所有作品的一种底色，却是我最初没有想到的。”忧郁所赋予吴投文诗歌的，是对人生有距离的审视，对生命不完整、不完美的揭示，对人的悲剧性命运的探查，以及不为潮流所裹挟、不为世俗所左右的睿智与清醒。由这样的基调出发，他往往能看到“远处”，直达“根本”，比如在《只有一扇门是打开的》中，他对于黑暗、地狱、死亡、虚无的书写便足以让人触目惊心，而在《象征国》中，他以一个象征性场景表达了丰富的人性内涵，而同时极具历史和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他道出了民族性的某种秘密，极富概括力。全诗如下：
恐怕你跑不远
你跑得比我快
但我可以踩住你的尾巴
我的尾巴又被别人踩住
别人的尾巴被后面的人踩住
我们就这样站成一长溜
我们就地撒一泡尿
同时牢牢踩住别人的尾巴
这种情形初看起来似乎有点无厘头，但仔细思之却又不由让人颔首称是、拍案称奇，它实际上说出了太多的内容，意味深长。
二
吴投文的诗情感内敛、不动声色，近乎“零度写作”，在表达上则简单、直接、少修饰、不繁复，有“极简主义”的特征。他的很多诗篇幅并不长，读起来也简单、直白，但却耐人寻味、让人回味。比如这首《母亲》：“像从前那样/我坐在小院里/吃刚摘下的黄瓜/母亲在旁边喂小鸡/她说：/这一只是母的”，只有短短六行，却通过一个细节、场景而写出了对母亲、对过去生活的回忆，短短篇幅中包含了极丰富的内容。又如《大雪》，也是一个寻常的场景：“我们在雪地里合影/身后是茫然的大雪/你鼻子通红/搓着手/跺脚/摄影师/一个带棕色皮帽子的家伙/大声吼着/让我们笑/笑得更灿烂些/他不停地移动三角架/雪地上一片狼藉”，这样的书写似乎并无意义，而实际上又可从多个方面进行解读，它看起来简单，同时又是阐释不尽的。《中年的心情》这首诗同样很短，却把一个中年人所遇到的困境以及内心的想法与追求生动地表达了出来：“我问她/她不说话/经常是这样/我跑到屋外看天/天上有我的魂/我想飞起来/和它住在一起”，一个原本无事、近乎庸人自扰的情境，却在最后“天上有我的魂”、“我想飞起来”的提升与映衬下，而具有了截然不同的境界。
现代汉语由于出现的时间还很短暂，加之受到重重的桎梏与干扰，实际上直到现在也很难说已经达到了定型、成熟的阶段，在现代诗歌的发展中口语与书面语的冲突是一直存在的。一般来说，口语代表了语言中活力、变革的维度，而书面语则代表了稳定、秩序的维度，两者各有所长，既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不过，与新诗发展中无时不在的规范化、经典化冲动相伴随，新诗的语言也时常出现过于精英、封闭、典雅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往往便需要口语为其注入“源头活水”、增加新鲜的活力。学院诗人的写作大都使用“正宗”、“规范”的书面语，这或许与他们认为书面语有较高的“文化含量”有关，在这方面吴投文同样是一个“少数派”，他的诗是以口语见长的，这与前述其诗歌反体制性力量的特点也有关系，口语实际上与自由、反抗、活力等的意识形态特征是互相联系的。口语诗的代表性诗人徐江便指出“‘口语’更容易激发写作者对‘自由’和‘个性言说’的追求。”“诗歌中的‘口语’不是生活口语的原样，它们永远要经过作者天赋和其诗歌美学的剪辑与润色。纯天然的口语，多数时候在诗歌中呈现的是散漫，只有挤掉它身上的水分，现代诗对天然与自由的追求，才能得到充分亮丽的显现。”吴投文的观点也与此类似，他认为“口语诗也完全可以写得深刻和典雅”，“我觉得口语诗代表新诗写作的一个方向，和新诗的前途联系在一起。新诗脱离读者的倾向由来已久，一个大问题就出在语言上，一般读者对新诗的语言形式和思维方式比较陌生，口语诗在这方面具有诗性直观的天然优势，可以刷新和改写新诗的“僵硬面目”。比如他的《瞄准》，全诗是简单的口语，却绝不单薄，有丰富的想象与阐释空间：“我一直在练习瞄准/不是用枪/和刀/只是用眼睛/在瞄准——/虚无的远方/有一个影子在移动”。又如《下午的信》：“亲爱的，我又生病了/护士把我送进了六楼的病房/我看到对面房屋的楼顶上/烟囱喷吐着人体的气息/亲爱的，那里是火葬场/许多人安息了/从那里升上了天空//我一生都生活在细节中/现在总算离你近了一步/我不想再说多余的话/下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到这里似乎都还只是寻常所见、平铺直叙，而诗的最后延续此前的声调，却打开了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个世界：“亲爱的，我听见了节日的歌声/请你打开那扇门/让我看看外面是什么”。平中见奇、浅中蕴深，这样的写法，无疑是深得口语诗歌真谛的。
作为一个“非典型”的学院诗人，吴投文的非学院化写作拓展了当代诗歌的某种可能，丰富了人们对之的认知与想象，更重要的，他写出了优秀的、独具个性特征的诗歌作品。
（王士强 天津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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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0 15: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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